文/朱长军
就业市场的“35岁”现象再次成为公众问题。 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逐步放宽公务员“35岁门槛”。 倡导全社会招聘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帮助再就业人员突破35岁年龄限制。
“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是公务员报考的强制性要求。 应该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这是相当合理的。 比如可以考虑选择的效率,还可以考虑社保缴纳期限、职业可塑性等因素。 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放宽或取消公务员年龄限制,为全社会消除就业市场年龄歧视做出表率,确实值得认真考虑。
从几个数据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公务员考试“35岁”的年龄限制确实有点过时了。 例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32岁。 此后不久,公务员“强制考试”正式制度化。 当时,公考年龄上限定为35岁,略高于社会平均年龄。 然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8.8岁,比20年前足足提高了六七岁。 此时35岁的年龄上限已经远低于社会平均年龄。 这意味着更多的人被排除在公务员考试资格之外。
此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 到2020年,已提高到10.8年,“十四五”期间将继续提高到11.3年。 在这种趋势下,如果仍沿用35岁门槛,一个人从毕业到考公务员的过渡期将会越来越短,更不会加剧过度竞争,也不利于素质的提高。公务员考试选拔。
事实上,在年龄结构越来越“老龄化”的世界里,社会年龄的重新定义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比如,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最新年龄分类规则是——年轻人:18岁至65岁; 中年人:66岁至79岁; 老年人:80岁至99岁。 这一信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来看,显然,持续了35岁的公务员考试年龄限制多年来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 很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可避免地强化社会的年龄焦虑。
当然,完全取消公务员考试年龄限制可能并不实际,也没有必要。 比如,会增加选拔成本,也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把精力花在公务员考试上,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告别一刀切的年龄要求,适当放宽年龄上限,同时根据不同岗位的要求精准划分年龄门槛,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是可以做好的。 事实上,许多国家也采用这种相对灵活的方式来设定公务员的年龄限制。
不过,放宽公务员录用年龄限制并不难。 更困难的是,在长期的人口红利之后,如何推动社会构建更加开放、公平的年龄观和就业观,告别畸形的“青年崇拜”,打造全龄友好型社会。就业环境。
众所周知,35岁门槛不仅存在于公务员招聘中,而是大多数行业或明或暗存在的就业“黄金线”。 比如,流行的一句话是,在互联网公司,35岁以上将面临被优化。 其他领域的职称评审和内部选拔也倾向于遵循公开考试的限制,并以35岁作为重要的年龄筛选标准。 就连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调控也明确规定,35岁以上购房者不能算作刚需。 这种普遍做法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科学性体现在哪里,目前还无法确切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与就业公平和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关系。 冲突。
但仅仅将其视为年龄歧视似乎还不够。 首先,确实与时代的现实背景密不可分。 比如,在当今的网络文化中,年轻人的崇拜甚至崇拜确实是一种“流行病”。 它默认只有“年轻人”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于是就有了“5岁是一代人”、“1992年的老阿姨”等等。此外,还有“崇拜”。社会转型变革步伐加快所创造的“速度”,夹杂着对经验主义的厌恶,也让“青年为王”的理念深入人心。
其次,这可能不是功利主义大流行的现实脚注。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是,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看不到或自动忽视了“大器晚成”的现象。 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媒体人曹景行被称为业内少有的“白发记者”。 这是基于外界对他个人坚持的敬佩,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白发记者”之所以罕见,除了个人和行业原因外,还与弥漫的年龄“挤压”效应有关整个社会。 因为几乎在所有行业中,对于达到什么年龄、晋升到什么级别,甚至什么年龄拥有房子、开什么样的汽车,都有一套默认的社会期望。 失败者。 显然,这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并不完全是35岁年龄上限造成的。 相反,很多行业一刀切的年龄要求,很可能正是这种功利主义“成功观”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降低就业市场一刀切的年龄限制是必要的,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摆脱人们头脑中的年龄焦虑和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技能认知。年龄。 需要通过打破有形的、不合理的年龄限制来推动,也有赖于社会的全方位减压,培养冷静的社会心态。 无论如何,担心变老而“跟不上时代”并不正常,担心因“超龄”而被淘汰,成为主流焦虑。